百年大同
发布日期:2019-03-31 13:05:26   作者:大同中学   

熊月之

大同,上海教育园地的一面旗帜,自1912年以来,由学院而大学,而大学科与普通科(即大学部与中学部),而市重点中学,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。其规模历经数变,校园屡经播迁,内涵因时而异,其精神则一以贯之。值此大同百年华诞之际,数以千计的海内外大同校友,回首前尘,重放那令人感佩、令人骄傲的历史镜头,回味那卓然自立的大同精神,无不心潮起伏,感慨万千。

大同是文化抗争的产物。一百年前,胡敦复、吴在渊等一批志士仁人,有感于洋人控制的清华学校唯洋是从,不光大多数课程均用英文教材,还开设美国史地、政治、公民等课程,要学生将美国历届总统、历史名人,以及所有的州、州首府,每一条河流、每一座山川都一一背诵出来;有感于清华学校鄙薄华人教员,美中教员的待遇悬殊足有居住条件更是天壤之别;还有感于中国教育之不振,“官立学校办事者皆以外粉饰而内敷衍为事,偏重智育而置德育于不问,才乃为济恶之端”,愤而从京师集体南下,在上海创办了大同学院。近代不少私立大学,均因文化抗争而起,诸如复旦之于震旦,中国公学之于日本对于中国留学生的限制,大夏之于厦大,光华之于圣约翰,都是由于部分师生集体抗争而起。那些抗争,或因人事关系之龃龉,或因政治主张之冲突,像大同这样,既因不满于西化学校之过度崇洋,又因不满于官立学校之过于腐朽,实属少数。这类双重抗争的发生,其主导者必然既熟悉现代教育又反对全盘西化、既对中国文化饱含深情又对中国教育现状极度不满。胡敦复、朱香晚、平海澜、吴在渊等大同创办人,就是这类学养丰厚、胸怀大志的文化精英。他们都出生于文化素称发达的江南地区,或系海外留学归来,或系自学成才,清末均在北京高校执教。他们志趣相投,组成立达学社,以“自立立人,自达达人”为宗旨,以贤豪、绩学、崇实、志愿投身教育为条件,时常聚会,讲学励志。

大同在由学院而大学的四十年间,鲜明地呈现以下三个特点:

其一,励精图治的办学精神。那时的中国大学,就经费而言,约分三类,一是官办,后来称国立,经费由政府拨发,如北京大学;二是公学,经费由两部分组成,部分官款,部分私款,如早期的南洋公学、复旦公学、中国公学;三是私立,全部为私款(后来政府有所资助)。私立学校中,又分外国教会学校与国人私立学校,外国教会学校有圣约翰大学、震旦大学、沪江大学等,国人私立学校有南开、大同、大夏、光华、暨南、持志等。三类学校中,以华人私立学校经费最为困窘,而大同又是私立大学中之罕见困窘者。胡敦复、吴在渊等十一位创办人,没有一位是富商大贾,他们七拼八凑,第一笔经费只有区区228元。那是大学,不是小学、幼儿园!二百多元只能是杯水车薪。但是,他们知难而上。大同创始人回忆:

在国内各大学中,没有一所的创立是像大同大学这样辛苦艰难的,既没有大资本家的援助,又没有政府的扶植,仅仅凭着十一个教书先生的信心和勇气,就办起这所大学来。

没有校舍,就临时租用民房;没有校具,就东拼西凑,连三角板和酒精灯这样的基础教具都配不齐全;没有书籍,就由教师捐助;没有钱发薪水,教师们就义务教课,再到别的单位兼职以维持生活;无法聘请足够多的教员,就一人多职,胡敦复担任校长,兼教外国文学、英文、数学、心理学、伦理学,还教哲学、拉丁文声韵学。顾珊臣既教数学,亦教物理学。更有甚者,有些教师将在别的单位兼职所得之薪金提取一部分资助大同。大同初创阶段,胡敦复捐款超过万元吴在渊捐款5500余元。吴在渊在此工作二十余年,“生活困顿,穷巷陋室、家徒四壁,木箱当桌,食盐代菜,却日则教书,夜则译著,乐此不疲,有重金聘他,亦婉言谢绝”。他们凭着满腔热情,白手起家,胼手胝足,筚路蓝缕,终于创办起名闻遐迩的大同大学。就个人而言,胡敦复等人都是学有专攻、业有所成的绩学之士,都是聪明绝顶之人,胡敦复先前在清华学校是首任教务长,朱香晚、平海澜、吴在渊等人均为清华教员,都有相当不错的收入,都可以过着相当丰裕的生活,但是为了理想,他们选择了奉献,也选择了困窘。

大同人这种“自立立人,自达达人”的崇高精神,不光表现在初创阶段,而且贯串大同大学始终,成为大同光彩夺目的人文传统。1937年,学校因为要为新开办的工学院投入大笔资金,无力负担所有员工的足额薪酬,全体教员就在原薪的基础上减扣一定的数额,以补贴学校的开支。校长曹惠群将这年8月份以后应得薪酬全部捐出,平海澜、关实之、郑涵清、胡范若等教员都减薪60-70元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大同创始人胡敦复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大同办学的经验:“1.降低办学费用,使有更多的钱用于教学与科研。2.有一支热情而有能力的工作班子,使开支降低而工作效率增强。3.有一个能事先规划周详的领导班子。4.有良好的信誉,博得人们的信赖。5.取得广泛的信誉后,需要的时候,就容易向外筹款。6.组织一支良好的教师队伍,他们不为名利,热心教育。这六条,归纳起来,就是领导、教师、规划、效率、献身与声誉,其中,“不为名利,热心教育”是关键正是在这种救国济世、不计私利、群策群力、众擎易举精神感召下,大同才能小钱办大事,无钱也办事,才会不断发展壮大,从辉煌走向辉煌。

其二,务实严谨的办学风格。大同办学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,一切从中国社会需要出发。当时许多学校片面强调外语,特别是英语,多半的理、工、财经课程,甚至历史、地理、艺术的课程,其教科书、阅读材料、考试和课堂作业都使用英文原书,致使许多幼时没有学过英文的学生,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不是数学、物理、历史、地理本身的知识,而是作为工具的外文,这样就使得科学退居到附庸位置,也不利于民族自信心的培育。针对这一弊端,大同大学强调,教科书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,必须与本国国俗相结合,绝对不应照搬外国教科书:

世界万国,除印度、安南、缅甸、朝鲜等已亡诸国外,其中等学校一切科学,有悉用外国文教授者乎?吾虽未尽知道,窃恐绝无而仅有也。中学教科书必有关于国故者、有关于国俗者容纳其中,所以培植其国民者也。……务使初学科学之人,可尽脱外国文之束缚,而多得参考之材。学者研究既多,自能群趋于发明之一途。不如是,则吾国之学术,终为他国之附庸而已。”

他们编写、翻译了许多切近中国实际的教科书与教学参考书,包括代数、几何、物理、化学、英文、历史。他们成立“大同学院丛书编辑部”,以胡敦复为首,编辑部成员14人,都是各科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,大同教科书是教育界一大知名品牌,内有相当一部分被教育部确定为部颁教材,被社会广泛采用,胡敦复等人所译《积分方程式之导引》等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最早的 一批“大学丛书”

当时许多学校的学生偏科、片面发展,学理工科的文史知识太贫乏,学文史的又对理工科一窍不通。针对这一弊端,大同十分重视学生的综合发展,这突出表现在课程设计中,文理交叉的必修科目甚多。以1933年课程为例:文学院除本院必修外,尚须必修理学院之高等数学、解析几何、化学概论、生物学及商学院之经济学、银行货币等。理学院除本院必修外,尚须必修文学院之欧洲近世史、政治学、伦理学、心理学等。商学院除本院必修外,亦须必修理学院之化学概论、高等数学、解析几何、生物学及文学院之六艺、诸子、史籍各学程。这种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是相当正确的,有利于增强学生到社会就业以后适应能力与创造潜力。有校友评价:“将来学数理的毕业生能阅读中外文书,文字表达能力亦较强,文理基础都好,能适应将来深造后,既有专业深度,又有广度,知识面广可以促进专业的深度”。大同一校,日后能出三十多名两院院士与学部委员,与其一贯重视通识教育,自有一定内在关系。

针对许多学校忽视、轻视中国传统学问传授的弊端,大同特别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,规定各院系都必修国学,所授课程有四书五经、《史记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古文观止》等。朱香晚先生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相当有成就,所教《说文解字》,很受学生欢迎。校友于光远到耄耋之年,还能清楚地记得朱先生的讲授内容:

在大学里学的《说文解字》这门课,是朱香晚老师教的。他讲得非常生动,许多说法在书上不容易找到。比如,他举了许多例子来讲篆字的变化发展,有一些我至今都还记得。他讲“西”这个篆字,形象是鸟站在鸟巢上,本意就是现在的“栖”。可是因为作为方向的“西”字比“栖”用得多,而鸟还巢的时间正好是在太阳西下的时刻,因此这个字的意义就变成了西,同时又另外造一个“栖”字。

务实,最重要的是务中国之实,中国现实的需要就是大同发展的目标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,全国各地烽烟四起,兵连祸结,城市、乡村遭到严重破坏,工程建设人才成为中国社会最为迫切需要的人才。大同大学不避艰难,毅然创办了工学院。从1941年至1952年,工学院共毕业学生2228人,比文、理、商三学院同期毕业生总数还多。这些人在抗战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,成了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。大同大学所出的两院院士中,工程院士最多,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同办学紧贴中国现实的需要。

务实,就是要务中国社会之实与教学效果之实。为了让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学到更多的切实有用的知识,大同在全国高校中,率先采用学分制与选科制。为了让更多女子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,大同在1916年即开始男女同学同校。其时风气未开,胡敦复、吴在渊等人带头,让自己的妹妹、女儿来校读书,两三年后,渐成规模,外界男女同学之风始盛。学分制、选科制与男女同校,这在今日早已司空见惯,但在当时都是引领时代风气的创新之举,是大同大学务实的表现。

其三,饮誉海内的办学质量。大同在其四十年的大学历史中,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私立大学中的翘楚,素有“北有南开、南有大同”之说。大同首期招收学生91人,到1928年,已经成为中国第一流私立大学,大学科有文学院、理学院与商学院,下设九系,普通科有高中、初中两部,全校占地90亩,大的建筑物15座,图书、仪器总价十余万元,有学生八百余人。1937年增设工学院,下设电机、土木、化工三系,1948年添设机械工程系。至1948年,大同教学设备一应俱全,内有中国最早的物理实验室,大学部学生已逾2700,中学部学生逾2500,为沪上私立大学榜首。至于其教学质量,更是令人称羡。1928年,教育部考察私立学校,对大同有高度评价。其综合报告称,凡考察复旦、沪江、大同、大夏、光华与暨南共六所大学,“据视察结果,办学精神极为贯注者,为大同、沪江二校。理学院办理较有成绩者,亦为沪江、大同二校”。换句话说,那时大同的质量,在上海私立大学中,名列前茅,其地位在复旦、大夏、光华与暨南大学之上。如果除开作为教会大学的沪江不算,大同在上海私立大学中名列第一。这不是校友的自我陶醉,而是专业权威机构经过调查以后的严肃评价。令人扼腕叹息的是,1952年,大同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撤并,大学部分被并入交大、复旦、同济、华东师大等学校,仅中学部分在继续发展。作为大同大学后续影响的重要部分,是其培养的学生的成就。其中,最突出的指标,是出自大同的两院院士与学部委员的人数,竟有39人之多。这是极少国内大学能够与其比肩的。看一看本书附载的“大同院士名录”,经济学家于光远,水电水利专家钱正英,物理学家严济慈,隧道之父刘建航,化学专家查全性……。那么多第一流学者竟然都出在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大同大学!人们在感叹之余,自然也会生出许多遐想:假如1952年以后,大同大学仍在继续,那么这个院士名单肯定要比现在要长,大同所出各类人材肯定要比现在为多;假如不搞清一色的公立大学,而是允许一部分私立大学继续存在,那么,中国私立大学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,中国公立大学的状况肯定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
当然,1952年以后大同大学不复存在了,但大同精神仍在延续、光大。1952年以后的大同中学,随着时代的波涛蜿蜒向前,1959年被评定为上海市重点中学,“文化大革命中”一度改名为“上钢三厂五七中学”,“文革”结束后恢复大同中学校名。改革开放时期,大同中学在教学质量、校舍建设方面,大步前进,在立己达人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方面,在励精图治、艰苦创业方面,在联系实际、发扬特色方面,可圈可点之处很多。这里走出了世界跳高冠军朱建华,走出了奥运会射击冠军陶璐娜,走出女足名将孙雯,走出了一批在全国、全市体育运动获得金牌的体育人才,走出了一批在全国和上海的数学、物理学、航天知识、绘画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,走出了一大批活跃在祖国各条战线上的优秀人才。

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新民,在止于至善”。这是古代圣贤的遗训,也是大同的校铭。短短十六个字,涵盖了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、改造客体与提升主体两个方面,涵盖了修德与进业两个方面,这也是古今中外教育的全部真谛所在。大同在这方面,给世人留下了光辉的榜样。

这部《沪上名校――百年大同研究》,是对于这所名校历史的研究成果。本书研究团队,由大同中学领导、教师,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史研究中心的学者共同组成,前者对大同历史有亲身感受,后者对上海历史有宏观把握与研究基础,两者结合,优势互补。他们尽其可能、地毯式地搜集了大同的历史资料,包括档案、书刊与口述资料,部分系首次披露。本书清晰地梳理了大同历史,恰当地分析了大同精神,脉络清楚,重点突出,文笔优美。作为主编之一,马学强研究员是研究上海城市史的知名专家,从事过关于近代上海城区史、名校史与名人史的多项研究,学养丰厚,成果丰硕。其最大特点是对于所承担项目的极端负责精神,不承担则已,若承担必一诺千金,必以宗教般热情投入,夙兴夜寐,日录夜作,悉心搜集资料,精心设计提纲,精心组织队伍,精心撰写书稿。他所领导的团队,经多次承担类似项目,已是配合默契、能征善战的优秀团队,在上海史学界颇有名气。这么富有价值的研究对象,这么训练有素的研究团队,这部校史之内容翔实、分析允当、可信可读、富有启发,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。

百年大同,百年弦歌!立己达人,成就辉煌!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,面向现代化,面向中国现实,怀抱救国济世的慈悲情怀,勇于创新,甘于奉献,励精图治,薪火相传,终于将美丽的理想化作骄人的业绩,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绚丽多彩的篇章。这是大同人的骄傲,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,是一笔值得深入研究、精心继承的文化瑰宝!在这个意义上,在纪念大同百年之际,这部《百年大同研究》,绝不是可有可无的。

是为序。

熊月之

二〇一二年十月四日

(熊月之,中国史学会副会长、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)


乐鱼网站 版权所有 地址: 上海市南车站353号

电话: 63160973 邮箱: zxdat@hpe.cn 邮编: 200011

沪公网安备 31010102004111号
沪ICP备 15052465号
友情链接:小偷程序  镜像站群